科技进步与对策杂志

科技进步与对策杂志2021年第24期

• 创业者因“我能”而拼凑：创业震荡的调节效应

  陈建安1,2,莫琳玲1,黄立佳1

  遵循自我一致性理论和认知评价理论，引入创业目标清晰度和创业震荡（消极创业震荡和积极创业震荡），揭示创业自我效能感影响创业拼凑的内在作用机制和边界条件。基于297名创业者回溯式调查数据进行实证检验，结果发现：创业自我效能感既能直接促进创业拼凑，又能通过创业目标清晰度的中介作用产生间接促进作用；积极创业震荡能够削弱创业自我效能感对创业拼凑的驱动效应，并且通过创业目标清晰度的中介作用实现；消极创业震荡的调节效应不显著。研究结论部分解释了“面对同样的资源短缺情境，为何有些创业者积极开展创业拼凑，但有些创业者却无所事事”和“积极创业者在何种情境下会开展更多创业拼凑”等问题。

• 知识产权运营领域数据要素市场化配置路径研究

  刘然1,3,孟奇勋2,余忻怡2

  基于马克思经济学资源配置理论，探讨知识产权运营与数据要素市场化配置的关联性。在梳理数据要素市场化配置基础政策、关联政策和专门政策的基础上，对知识产权大数据平台系统、大数据金融产品、大数据中心建设和大数据产业应用联盟进行比较。结果发现:第一，我国知识产权运营领域数据要素市场化配置改革主要存在3大瓶颈：数据要素产权界定不明、交易流转不畅及安全监管不易；第二，知识产权运营领域数据要素市场化配置路径需从加快知识产权运营数据汇聚共享、推动知识产权运营数据产业化应用和强化知识产权运营数据安全治理3个方面予以完善。

• 创新要素投入产出效率随机变动测度与结果分析

  王必好1,梁荣成2

  创新要素配置在投入产出两个环节中生成大量不完全技术信息，投入产出效率随机变动更加明显。从投入产出数据集合中提炼共同因子，与不可观测变量构成预测器，建立因子增广向量自回归模型(FAVAR)，分析随机变动方差构成，测度投入产出效率随机变动程度。随机变动效应包括水平效应、稳定性效应和规模效应。投入产出效率自回归扰动项表示随机变动程度，将其细分为共同因子，计算预测器方差及其与投入产出效率的协方差。基于669家上市公司月度、季度、半年度和年度技术研发数据，比较分析投入产出效率随机变动程度及形成原因，引入脉冲响应法分析变量方差构成与变动特征，提出相关政策建议。

• 组织模块化对研究型大学技术转移绩效的影响

  王海军,张悦,张文耕,张学敏

  技术转移是将社会科技资源转化为实体经济效益的重要途径。当前，我国研究型大学技术转移渠道不畅、技术转移绩效不高、大学科技成果成功产业化“最后一公里”问题凸显。基于现实需求和研究缺口，构建组织模块化对研究型大学技术转移绩效影响的理论模型。在此基础上，收集我国38所研究型大学样本数据，采用SPSS24.0和AMOS软件进行结构方程路径分析，论证和检验组织模块化对于研究型大学技术转移绩效的影响机制。结果表明：组织模块化对研究型大学技术转移绩效具有显著正向影响；技术创新能力在组织模块化与技术转移绩效之间起显著中介作用；知识共享的调节作用主要体现在组织模块化独立性、响应性与技术创新能力之间的关系上，其对组织模块分工性与技术创新能力关系的影响作用不显著。

• 粤港澳大湾区创新生态系统内部耦合时空演化及空间收敛分析

  张玉臣,朱铭祺,廖凯诚

  在构建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下，高效协同的区域创新体系有助于将粤港澳大湾区三地建设成为具有全球影响力的科技创新中心。通过构建创新生态系统综合评价指标体系，采用耦合协调模型和空间计量模型，实证检验大湾区10个城市2007-2019年创新生态系统内部耦合协调水平、时空跃迁特征以及收敛性。研究发现，大湾区整体及各城市耦合协调度呈上升趋势，基本实现从失调衰退区到协调过渡区的转化，具体可划分为4个等级层次；大湾区创新生态系统协调耦合度存在显著的绝对β与条件β收敛趋势，即最终收敛于同一稳态水平，且城市间差距逐渐缩小。其中，经济发展水平、对外交流水平、人力资本水平对创新生态系统协调耦合度起显著正向作用。

• 数字科技驱动长江经济带城市转型升级研究——基于长江经济带44个城市面板数据的分析

  刘钒1,2,余明月1

  从数字产业化和产业数字化两个维度分析数字科技驱动经济社会发展质量变革、效率变革、动力变革的机制。以长江经济带44个城市为样本，利用熵权法测算其数字科技发展水平，构建面板向量自回归（PVAR）模型，实证检验2004-2019年样本城市数字科技驱动转型升级情况。结果表明：数字科技与经济转型升级存在发展惯性，且数字科技是影响地区经济转型升级的重要因素，其驱动作用具有一定区域异质性，具体表现为对中游城市具有稳定的促进作用，对上游、下游城市经济转型升级的引擎作用未显现，短期内甚至产生抑制效应。为提升数字科技发展水平、发挥其驱动地区经济转型升级的重要作用，长江经济带要继续深化数字产业化、强化产业数字化、优化人才战略体系、细化区域发展策略。

• 碳中和目标下财政信息透明度对区域绿色创新能力的影响——基于空间溢出效应与门槛效应双重视角

  孙振清,聂文钰

  基于Super-SBM模型，测算中国内地30个省市区域绿色创新能力并分析其空间相关性，引入财政透明度，实证分析财政信息透明对区域绿色创新能力的空间溢出效应和双门槛效应。研究结果表明：①我国区域绿色创新能力上升趋势明显，从高到低依次为东部、中部和西部，空间上呈现正相关性；②财政信息透明对区域绿色创新能力存在显著正向空间溢出效应；③财政信息透明度分值在25.916以下时对区域绿色创新能力呈现正效应，介于25.916～64.840之间时促进效应增强，跨过门槛值64.840后，由于交易成本过高、创新预期收益趋于稳定等原因，对区域绿色创新能力产生微弱的负效应。基于此，对中国2060年实现碳中和目标提出若干建议。

• 跨越竞争丛林与范式重构：全球治理改革进程中的疫苗产业创新治理

  李应博,何丰

  疫苗作为新冠疫情防控的最关键手段之一，已在各国抗疫中发挥积极影响。疫苗研发、生产、注射意愿以及全球分配的公平性与可及性等一系列问题日益受到世界关注。分析全球治理改革中，疫苗作为一种全球公共产品的创新治理问题，讨论疫苗产业发展特征与创新规律演化，剖析西方国家疫苗产业创新治理困境以及“竞争丛林”逻辑，阐释中国行动方案及对全球治理改革的贡献。最终提出疫苗产业创新治理机制对推动全球治理改革的政策含义。

• 中国人工智能发展水平、区域差异及分布动态演进

  吕荣杰,郝力晓

  科学有效测度人工智能发展水平是响应国家科技战略的有益尝试。运用熵权法，从制度环境、基础设施、技术创新和生产应用4个维度测度2003—2018年中国省际人工智能发展指数，并采用Dagum基尼系数和Kernel密度估计对其区域差异和动态演进进行进一步探究。结果表明，北京、广东、江苏、上海、浙江属于人工智能发展领跑者，山东、辽宁、天津、四川、重庆、湖南、湖北、陕西、福建属于追赶者，其余省份属于落后者；中国人工智能发展区域差异较大，其中，东—西、东—中、东—东北差异是发展差异的主要来源，东部地区内差异和西部地区内差异为次要来源；中国人工智能发展可以分为2003—2006年、2007—2010年、2011—2014年和2015—2018年4个阶段；考察期内，东部地区人工智能发展呈现出扩展效应，东北地区呈现出两极分化效应，中部地区扩展效应和回程效应相当，西部地区呈现出多极化效应。结论可为健全科技评价体系提供理论参考，为研究人工智能对经济社会的影响提供实证数据，为系统布局人工智能发展规划、构筑我国人工智能发展优势提供政策依据。

• 模块化网络视角下我国大健康产业链协同创新能力评价研究

  刘国巍1,2,邵云飞1,刘博1

  大健康产业快速发展可以改善健康管理问题，有助于实现可持续发展目标。协同创新是解决大健康产业高风险困境的有效途径，有效评价大健康产业链协同创新能力对可持续健康管理至关重要。通过将模块化网络与矢量合成方法相结合，对2010—2018年我国大健康产业链协同创新能力进行评价，确定创新投入、创新产出、环境支撑和政策扶持四维能力构成因素的科学排序。结果表明，大健康产业链协同创新能力自2011年开始相对持续增长，2018年已达最大值的85%；政策扶持对大健康产业链协同创新能力贡献最大，其次是创新产出和创新投入，环境支撑贡献最小；大健康产业链模块内部企业的合作频率高于模块间。

• 开放式创新视角下制造型跨国企业产品高端化路径研究：来自安徽中鼎的探索性案例分析

  肖鹏,孙晓霞

  制造型跨国企业产品如何嵌入全球价值链并走向高端化，是学术界和管理界重点关注的话题。基于开放式创新知识管理和技术转移视角，将安徽中鼎密封件股份有限公司近40年的技术创新历程划分为3个阶段，并从8个维度剖析内向型开放式创新和双向型开放式创新内涵，构建“低端产品—内向型开放式创新—技术学习吸收与整合—双向型开放式创新—技术集成与协同创新—产品高端化”路径模型。结果发现，安徽中鼎公司经历了以组织流、资源流、知识流和技术流为主要构成要素的内向型开放式创新阶段，将外部技术创新资源进行吸收和整合，初步促进产品质量提升，然后通过与高校、科研院所合作，与海外研发中心共同研究，并与行业协会信息共享的双向型开放式创新，进行更高层次的技术集成和协同创新，最终实现产品高端化发展。结论可为我国制造型跨国企业通过开放式创新实现产品高端升级提供借鉴和参考。

• 数字化水平对企业新产品开发绩效的影响——双元创新能力的中介作用

  肖仁桥,沈佳佳,钱丽

  基于数字化转型和双元创新能力理论视角，探讨数字化水平各维度对企业新产品开发绩效的非线性影响，分析渐进式和突破式创新能力在数字化水平与新产品开发绩效间的中介作用。回归分析结果发现：①数字化建设水平与企业新产品开发绩效呈倒U型关系，东部与中部地区大多数省份的基础设施建设水平均已跨过拐点，数字化接入水平、应用水平与企业新产品开发绩效均呈“先抑后扬”的U型关系，而数字化流通水平对新产品开发绩效具有积极线性影响；②双元创新能力在数字化水平与新产品开发绩效间起显著中介作用，渐进式创新能力分别在数字化接入、流通水平与新产品开发绩效间起完全中介作用，突破式创新能力在数字化接入、应用、流通水平与新产品开发绩效间起完全中介作用。与渐进式创新能力相比，突破式创新能力对新产品开发绩效的促进效应更显著。

• 创业机会—资源动态匹配机制分析：基于连续创业者经历的质性研究

  谌飞龙1,陈松1,马宁2

  连续创业者是创业大军的主力，研究其创业活动有利于揭示创业行为的本质特征，分析创业能力形成过程。资源匮乏是初创企业的新生劣势，研究资源获取行为有助于创业者提升资源获取能力，从而促进创业企业发展。以连续创业者的创业经历为研究对象，采用扎根理论研究方法，并利用Nvivo11对访谈资料进行编码，构建连续创业者再创业过程中资源获取模型。结果发现，资源获取贯穿于连续创业者再创业机会识别、项目启动、项目实施全过程，获取途径主要有创业网络（人脉）、创业者行为技能、创业学习行为、创业资源沉淀以及市场机制和政府政策性机制等。

• 科研经费“包干制”改革逻辑动因及推进机制研究

  赵立雨1,闫嘉欢2,杨可2

  科研经费“包干制”对激发科研人员潜能、提升科研绩效水平具有重要意义。在梳理中国科研经费政策演变的基础上，采用政策分析法对比美国、英国等发达国家科研经费管理模式，总结中国科研经费管理实践中存在的问题，探究改革的逻辑动因，并从考核、激励、容错、审计监督、防控预警、多中心治理6个方面设计科研经费“包干制”推进机制，以期破除科研经费改革中面临的梗阻，优化科技资金配置，调动科研人员热情，释放科研人员潜能，提升科研绩效水平。

• 政策组合能否促进民参军企业协同创新——基于演化博弈的数值仿真视角

  章磊1,王祥宇2

  军民科技协同创新是构建军民一体化国家战略体系和能力的重要内容，营造良好的政策环境是推进军民科技协同创新的重要方式。以民参军企业、科研院所和政府为博弈主体构建三方博弈演化模型，通过系统分析政策支持对博弈主体策略选择的影响过程，利用Matlab数值仿真分析不同政策及政策组合支持对民参军企业与科研院所协同创新的影响。结果表明，政府对不同创新主体应采用不同组合政策支持，直接政策与间接政策对鼓励民参军企业开展协同创新更加有效，营造良好的创新环境有利于科研院所选择协同创新策略；政府需要采用合理的政策组合支持军民协同创新，中强度的直接与间接政策以及低强度的创新环境政策组合相较单一政策支持对民参军企业与科研院所协同创新更有效。

• 知识型员工知性特质与创新潜能：组织认同的中介调节作用

  喻登科,严红玲,吴文君

  开发与培育知识型员工创新潜能，是企业创新驱动发展战略落地的重要举措。在问卷调查的基础上，采用结构方程模型，探索知识型员工知性特质（知识与性格）对创新潜能的作用路径，并检验在该路径上组织认同的积极影响。研究结果表明，员工知识对创新潜能具有显著直接促进作用，而主动性人格需通过组织认同的完全中介作用对创新潜能发挥间接影响；组织认同中的情境认同和深层结构认同对员工知性特质的效应发挥差异化调节作用。

• 互联网发展对企业家精神的影响——基于互联网资源量与普及度双重视角

  刘鑫鑫,惠宁

  以2006—2018年中国（内地）30个省区市面板数据为样本，基于企业家创业精神和创新精神两个维度测度区域企业家精神水平，并从互联网资源量和互联网普及度双重视角，全面探究互联网发展对企业家精神的影响。结果表明：互联网资源和互联网普及不仅能够显著推动企业家精神水平提升，而且有利于缩小区域之间的企业家精神差距，互联网可以成为新时代下激发企业家精神的新动能。由面板门槛模型进一步研究发现，互联网发展对企业家精神的影响具有显著非线性门槛特征且存在明显空间异质性。其中，互联网资源对企业家精神的作用呈现正向边际效率递增规律，具有网络效应；互联网普及与企业家精神之间呈现倒U型关系，存在高水平陷阱。据此，提出具有针对性的“互联网＋企业家精神”融合策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