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技进步与对策杂志

科技进步与对策杂志2024年第9期

• 数字经济、创新螺旋与产业链关键环节控制能力研究

  庞磊1,阳晓伟2

  数字经济改变了现有产业模式，促使产业链由传统生产者主导向新兴消费者主导逆向转变，重构产业链新格局。基于2017—2022年投入产出表、中经网统计数据库和国泰安数据库，结合《数字经济及其核心产业统计分类（2021）》对数字产业化和产业数字化进行统计分类，采用PSM、渐进DID方法，聚焦数字经济、创新螺旋与产业链关键环节控制能力进行分析，得出如下结论：一是数字经济能够有效提升产业链中心度和中介度，促进关键环节控制能力提升；二是数字产业化与产业数字化能够显著提升产业链关键环节控制能力，数字产业化的推动作用强于产业数字化；三是数字经济提升产业链关键环节控制能力存在区域异质性、时段异质性和“卡脖子”行业异质性；四是数字技术“创新螺旋”效应承担部分中介作用，数字经济通过“创新螺旋”效应有效提升产业链关键环节控制能力。据此，提出数字经济驱动产业链关键环节控制能力提升的实践路径。

• “数字中国”背景下战略联盟与企业数字化转型——影响效应及驱动机制

  王稳华1,3,陆岷峰2,朱震3

  企业数字化转型是构筑企业竞争新优势的关键举措，也是新时代实现经济高质量发展和实施“数字中国”战略的重要内容。基于战略联盟视角，理论分析企业参与战略联盟对数字化转型的内在作用机制，并采用大样本进行实证检验。研究发现：①企业参与战略联盟能够推动数字化转型，且股权式战略联盟、联盟对象为企业和政府、联盟内容涉及数字化技术有助于增强战略联盟对企业数字化转型的推动作用；②企业参与战略联盟通过提高企业风险承担水平、增强企业创新能力、抑制管理层短视行为推动企业数字化转型；③与其它企业相比，参与战略联盟更有助于推动非国有企业、高科技企业和地处商业合作文化浓厚地区企业的数字化转型。研究结论可为揭示战略联盟驱动企业数字化转型的内在逻辑、推进企业高质量发展提供启发和参考。

• 如何创新以规避不正当竞争侵害：模块创新还是架构创新

  魏泽龙1,徐连勇1,张颖2,谢排科1

  创新获益不足制约着转型经济企业核心技术长远发展，不正当竞争侵害是创新获益的主要障碍。基于创新获益框架和战略三脚架视角，探讨模块创新和架构创新策略对创新者遭遇不正当竞争侵害的影响以及环境特征的调节作用。采用问卷调研法，通过分析238家企业的实地调研数据发现：①转型情境下模块创新容易遭受不正当竞争侵害，架构创新不容易遭受不正当竞争侵害；②竞争强度有助于增强模块创新和架构创新与不正当竞争侵害的关系，制度空缺会削弱模块创新和架构创新与不正当竞争侵害的关系；③行业地位会削弱架构创新与不正当竞争侵害的关系，对模块创新与不正当竞争侵害关系的影响作用不显著。据此，提出创新企业应根据自身所处情境特征选择合适的创新策略，以规避不正当竞争侵害，提高创新获益。

• 生态位适宜度与公共研发组织创新价值——基于竞争与协同的中介效应

  郁培丽1,金莉1,周婷婷2,李佳馨2

  公共研发组织因所处创新生态系统创新资源的异质性而造成生态位适宜度差异，通过与其他主体竞争与协同实现价值共创。基于生态位适宜度和创新价值测度构建面板数据回归模型，实证检验2010—2020年中国内地31个省、自治区和直辖市数据，结果发现：①我国东部省份公共研发组织创新价值普遍较高；②北京、江苏、浙江、广东等省市创新生态位适宜度普遍较高，2020年各省份创新生态位适宜度值均实现不同程度提升；③生态位适宜度对公共研发组织创新价值具有显著正向影响，生态位适宜度通过协同效应和竞争效应提高公共研发组织创新价值；④按地区分组证实回归结果具有稳健性，并且不同地区创新生态位适宜度存在异质性。

• “互联网+”背景下投资者—创业企业认同内涵、维度及量表开发

  温瑶1,李翠妮2,王正斌1,李纯青1

  在“互联网+”背景下，创业企业与创业资本之间的博弈更加复杂，因此获得投资者认可成为创业企业亟待解决的关键问题。然而，已有研究缺乏投资者认同测量工具，使得研究无法深入。基于这一背景，遵循扎根理论方法，首先对11位从事风险投资的机构投资者进行深度访谈并对5位相关专家进行开放式问卷调研，获取10个针对投资者—创业企业认同的初始题项。然后，对初始题项进行探索性因子分析和验证性因子分析，最终开发出由认可感（包含6个题项）和成就感（包含3个题项）组成的9题项投资者—创业企业认同测量量表。实证检验发现该量表对获取创业融资具有预测作用，可为指导创业企业获取融资提供新视角和新方法，并为后续创业企业与投资者关系研究提供有效测量工具。

• 异质性研发、市场化程度与全要素生产率

  张美莎1,邸勍2,冯涛3

  中国科技创新困境突出表现为创新投入快速增长与全要素生产率增速（TFP）下降之间的矛盾，破解这一困境的关键在于识别市场机制对不同类型研发活动的差异化影响。采用工业行业面板数据进行实证检验，研究发现：①中国科技创新困境具体表现为：基础研究有助于促进全要素生产率提升，但这种促进作用存在较长时滞性，应用研究对全要素生产率提升具有抑制作用；②市场化程度提高对基础研究与全要素生产率关系无显著影响，但有助于缓解应用研究对全要素生产率的抑制效应；③基于前沿技术差距视角的回归结果表明，上述研究结论在低技术差距行业和高技术差距行业存在明显差异。研究结论不仅可为理解当前中国科技创新困境提供一种新的解释，还可为正确发挥市场资源配置功能提供理论支撑和政策指引。

• 短期与长期创新质量对高技术产业投资的影响

  俞立平1,2,张矿伟1,朱晓雨1,马丽3

  投资是推动高技术产业发展的关键动力，研发实力是影响高技术产业投资的重要因素，而创新质量是高技术产业研发实力的综合体现，研究创新质量对高技术产业投资的影响具有重要意义。提出短期与长期创新质量的概念内涵，从理论上分析短期、长期创新质量与高技术产业投资之间的关系，并基于中国省际面板数据实证分析短期与长期创新质量对高技术产业投资的影响效应及关系特征。结果表明：①短期创新质量对高技术产业投资具有显著正向影响，而长期创新质量对高技术产业投资的绩效不佳，会在一定程度上抑制高技术产业投资；②短期与长期创新质量之间的协调能力有待进一步提高；③随着高技术产业投资规模扩大，短期创新质量对投资的正向影响逐渐增强，长期创新质量对投资的抑制作用逐渐减弱；④当短期创新质量水平较低时，其对高技术产业投资的正向影响更大，当长期创新质量水平较高时，其对高技术产业投资的负向影响更大；⑤高技术产业投资对短期和长期创新质量的良性反馈作用尚未完全形成。因此，高技术企业应根据自身情况制定创新质量提升策略，正确处理短期与长期创新质量间的关系，并持续优化高技术产业投资结构，强化其对高技术产业创新的支撑作用，进而构建科技创新与高技术产业投资良性互动的长效机制。

• 商业模式设计如何匹配产业政策以获得高企业绩效——源自中国新能源汽车企业的证据

  李永发1,周雨琴1,陈舒阳2

  采用NCA与fsQCA相结合的方法对89家新能源企业进行研究，求解引致企业高水平绩效和低水平绩效的多元路径，探究商业模式设计如何匹配产业政策，进而影响企业绩效。研究发现：①商业模式设计、产业政策等单个要素并不是引致企业高水平绩效和低水平绩效的必要条件；②政府补贴、税收优惠均有助于产生高水平企业绩效，但是低水平低息贷款与低水平企业绩效无关；③不同商业模式设计类型之间可能存在协同效应，新奇型与效率型商业模式设计之间的协同性对实现高水平企业绩效具有关键作用；④产生高水平企业绩效的产业政策与商业模式设计组合可划分为两种类型；⑤相比于技术创新，高水平企业绩效更依赖于资源能力。因此，无论是政府还是企业都应该重视产业政策与商业模式的匹配。

• 资本网络嵌入对国际创业企业动态能力的影响——风险偏好的调节作用

  彭华涛1,2,杨星1,吴双1

  国际化情境下，创业企业如何嵌入资本网络以提升动态能力，这一问题引起学界广泛讨论。基于社会网络理论与动态能力理论，以2011—2022年87家国际创业企业为样本，检验资本网络嵌入对国际创业企业动态能力的影响，以及风险偏好对上述关系的调节作用。结果显示，资本网络关系嵌入、结构嵌入分别对国际创业企业动态能力具有显著正向影响，风险偏好在资本网络关系嵌入、结构嵌入促进国际创业企业动态能力提升过程中发挥正向调节作用。结论可丰富资本网络与创业动态能力相关研究，为国际创业企业提升动态能力以应对动荡的国际市场环境提供理论指导。

• 军民融合战略背景下企业间价值共创对创新绩效的影响——关系学习、知识整合及数字化转型的作用机制

  王庆金,高扬,吕梦琪,郑思齐

  民口企业实现创新绩效增长与构建可持续竞争优势的关键是借助关系学习和知识整合能力获取创新资源。以创新生态系统理论为基础，结合军民融合战略背景，实证研究企业间价值共创对创新绩效的影响，以及关系学习、知识整合和数字化转型的作用机制。结果表明，企业间价值共创对企业创新绩效具有显著正向影响。此外，军民融合战略背景下，企业关系学习、知识整合在价值共创与企业创新绩效间发挥中介作用，企业数字化转型对价值共创和企业关系学习的关系具有正向调节作用。结论有助于揭示军民融合创新生态系统中企业创新绩效提升的复杂过程机制，为军民融合战略背景下我国民口企业通过价值共创促进创新和实现绩效增长提供理论依据与实践指导。

• 商业模式创新对新创企业组织韧性的影响机制研究

  王维1,2,张萌萌1,郭韬3,4

  创新赋能组织韧性是企业应对环境不确定性的时代要求，新创企业组织韧性对其生存发展与产业链安全具有重要作用。区分我国A股上市新创企业新颖型和效率型商业模式创新，探讨两种创新类型与新创企业组织韧性的作用关系以及技术创新的调节效应。研究发现：①新颖型商业模式创新对新创企业组织韧性具有非线性影响，两者之间呈现先抑后扬的U型关系，效率型商业模式创新能够显著提高新创企业组织韧性；②技术创新能够强化商业模式创新与新创企业组织韧性的作用关系；③企业融资约束水平未改变效率型商业模式创新对新创企业组织韧性的作用机制，但当融资约束较高时，新颖型商业模式创新对新创企业组织韧性的U型影响消失，技术创新负向调节新颖型商业模式创新对新创企业组织韧性的抑制作用。研究结论可从商业模式创新类型视角为新创企业培育组织韧性提供重要启示。

• 发展型人力资源管理实践对员工主动变革行为的影响机制：中庸思维的调节作用

  唐春勇,周昂,邓婷,赖彦钊

  作为新兴的人力资源管理实践，发展型人力资源管理实践能够对员工的工作动机、行为产生积极影响。然而，在中国本土文化情境下，鲜有文献涉及发展型人力资源管理实践如何影响员工主动变革行为。基于资源保存理论和“能力—动机—机会（AMO）”框架，探讨发展型人力资源管理实践对员工主动变革行为的影响机制和边界条件。通过对三阶段349份有效样本的分析发现，发展型人力资源管理实践对员工主动变革行为具有显著正向影响；员工工作重塑在发展型人力资源管理实践与员工主动变革行为间发挥部分中介作用；中庸思维会进一步强化发展型人力资源管理实践与主动变革行为间关系，且该调节效应会被工作重塑中介。

• 高管海外背景与在位企业探索式创新：一个多层次调节模型

  王子蔚,刘军,徐若凡

  创新是引领发展的第一动力，在位企业创新是产业转型升级与高质量发展的微观着力点。基于A股上市公司数据，实证分析发现：高管海外背景正向影响在位企业探索式创新。调节效应分析表明，高管团队异质性、业绩期望落差在高管海外背景对在位企业探索式创新影响过程中发挥倒U型调节作用，地区数字经济发展水平正向调节高管海外背景对在位企业探索式创新的影响。机制分析结果表明，高管海外背景可以通过强化高管过度自信、提升企业风险承担水平和优化企业人力资本结构促进在位企业探索式创新。

• 多因素联动对企业商业模式创新的影响——基于fsQCA方法

  陈怀超1,白珊1,侯佳雯2,戴言1

  运用模糊集定性比较分析（fsQCA）方法，剖析组织惯例（利用式惯例与探索式惯例）、资源重构（资源重组与资源重置）、创新柔性和技术动荡性多因素联动对企业商业模式创新的影响。结果表明，单个因素均不是高/非高商业模式创新产生的必要条件；高商业模式创新产生的组态有3个，即惯例+资源保障的自我适应型、惯例弥补资源的内外协同驱动型和惯例+资源稳定的内外协同驱动型；非高商业模式创新产生的组态有3个，且与高商业模式创新产生的组态呈现非对称性关系。此外，创新柔性在高/非高商业模式创新产生过程中的作用突出，高利用式惯例是高商业模式创新产生的重要条件，非高资源重置是非高商业模式创新产生的重要条件。

• 开放式创新社区治理机制对用户知识共享行为的影响——基于fsQCA的双平台对比分析

  沈占波,王蒙,刘建泽

  基于平台治理视角，选择以小米为代表的互联网企业和以华为为代表的科技型企业创立的开放式创新社区为研究对象，运用模糊集定性比较分析法（fsQCA），对两类社区治理机制影响用户知识共享行为的多重路径进行对比分析。研究发现，社区监管是两类社区实现高知识共享行为的共同必要条件；二者存在一个由引导机制和约束机制构成的一致组态；用户嵌入、知识保护在促进二者知识共享行为中的作用存在差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