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技进步与对策杂志

科技进步与对策杂志2025年第5期

• 数据要素赋能企业供应链韧性：理论机制与实证检验

  李晓梅,刘姗姗

  随着供应链系统面临的环境高波动性、不确定性风险提升，数据要素成为供应链系统提升风险响应速度和应对能力的关键因素。从主体与关系两个维度，基于供应链网络特征构建供应链韧性衡量指标，采用2015—2022年中国上市企业数据实证检验数据要素对供应链韧性的赋能机制。基准回归分析表明，数据要素能够显著增强供应链主体韧性和关系韧性的赋能效应，即数据要素可赋能企业供应链韧性。机制分析表明，数据要素主要通过赋能激发创新效应，进而增强供应链主体韧性；赋能激发信息效应，进而增强供应链关系韧性。异质性分析表明，数据要素对供应链韧性的赋能效应会因不同企业规模和所属行业、所在地区运营环境以及市场化水平而存在异质性。

• 公共数据开放伦理：概念界定、内在困境与治理路径

  张云昊,王磊

  随着数字经济迅速发展，公共数据开放成为国家科技政策、伦理与法律领域的重要议题，但是学界在伦理领域对其概念界定、内在困境和治理路径鲜有关注。首先，对公共数据开放伦理的概念及特征作出基本界定；其次，基于知识生产的物质生产观、经济活动观和来源供给观3种主要观点，从知识生产引申到知识生产过程的3个核心方面：知识场域生产过程、知识经济发展过程、知识创新供给过程，进而构建一个整合性分析模型；最后，基于整合性分析模型，对公共数据开放伦理的内在困境和治理路径展开全面分析。

• 基于多源数据融合的新兴技术识别方法研究

  王宏1,刘沁莹1,胡玉峰2,王庆红1,周育忠1

  新兴技术在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中发挥着重要作用，准确把握新兴技术发展方向有助于国家政策制定和科技快速发展。融合学术论文和专利文献数据，构建一套新兴技术识别方法。通过主题N元语法（TNG）模型抽取和筛选技术主题，确定关键技术主题，通过量化新兴技术的5项特征指标：影响力、增长性、连贯性、创新性、不确定性和模糊性，计算新兴指数得分，对多源数据融合新兴技术进行识别和预判。预测新兴技术未来发展趋势，可为电网领域可持续发展提供有价值的参考，验证研究方法的可行性和有效性。

• 新型生产要素对ICT制造业供应链韧性的影响

  张志强,李昭漫

  在新一代信息技术革命驱动下，ICT（InformationandCommunicationsTechnology，信息通信技术）制造业产业竞争力越来越受制于供应链韧性，不断整合、构建和重新配置内外部资源，优化生产要素组合是企业增强供应链韧性的有效途径。以2018—2022年ICT制造业上市企业为研究样本，选取新型生产要素代理变量，构建供应链韧性评价指标体系，运用面板数据回归模型揭示新型生产要素对ICT制造业供应链韧性的影响。研究发现：①数据要素、管理要素对ICT制造业供应链韧性呈显著正向影响，知识要素、技术要素呈显著负向影响，当组合作用时数据要素和知识要素之间存在替代效应，即数据要素水平普遍提升时，知识悖论风险对供应链韧性的负面影响受到一定程度抑制；②ICT制造业产业上下游企业供应链韧性存在显著差异，下游企业供应链韧性优于上游企业，且新型要素对上下游供应链韧性具有不同作用；③产业地区间竞争格局分化明显，新型要素对供应链韧性的影响存在区域异质性。据此，提出如下建议：促进各要素间协同应用，加强安全管理；促进上下游供应链伙伴间沟通合作，深化供应链各环节协同配套；鼓励中西部地区ICT制造业企业发展，引导新型生产要素在区域之间、产业之间双向流动，培育产业竞争新优势。

• 科技金融与生态文明建设耦合协调度的时空格局及收敛性研究

  傅亚平1,王振2

  基于2007—2021年中国内地30个省份面板数据，通过熵值法测算科技金融与生态文明建设水平，综合运用耦合协调模型、Dagum基尼系数、Moran'sI指数以及收敛模型，分析两大系统耦合协调度的时序变化、空间演变、区域差异以及收敛特征。结果表明：①时间趋势上，我国两大系统耦合协调度呈稳步上升态势，多数省份耦合协调水平还有一定提升空间；②空间格局上，两大系统耦合协调度呈现“东高西低”特征；③空间差异上，全国以及东中西部区域内耦合协调度差异逐年减小，区域间差异也逐年减小，且区域间差异是导致两大系统耦合协调度差异的主要来源；④从莫兰指数看，耦合协调水平具有显著空间自相关性，其中，东部省份呈现“高—高”集聚特征，全国以及东中西部地区两大系统耦合协调度均呈现显著σ收敛趋势与绝对β收敛趋势。其中，西部地区收敛速度最快，中部、全国、东部地区收敛速度滞后。

• 粤港澳大湾区跨边界产学合作中的高校角色定位及其演化

  胡欣悦1,林绮薇1,范纹郡2,汤勇力1

  粤港澳大湾区建设是我国重大国家战略，但其内部发展仍然存在不均衡问题，加强粤港澳跨边界产学合作能够有效破解区域边界壁垒，促进大湾区科创一体化发展。基于2010—2021年粤港澳高校合作专利数据，运用社会网络分析方法构建协同创新网络，聚焦跨边界产学互动中的高校角色，依据其桥接方式从两个维度对高校角色进行分析，结合合作关系强度对高校角色进行划分，重点识别出跨边界产学合作中的守门人角色，并进一步探讨高校角色演化趋势。分析结果表明：粤港澳大湾区产学合作网络中高校扮演多种角色，其中，守门人角色尚缺乏；不同区域高校的角色分布、合作倾向以及角色演化路径均存在差异，其中，广东高校倾向于开展本地合作，港澳高校在跨边界合作中的参与度有待提高，粤港澳跨边界创新合作有待加强。

• 数字经济何以成为区域创新发展新动能——基于要素融合的实证分析

  范德成,肖文雪

  近年来数字经济的蓬勃发展引起学术界广泛讨论，数据作为数字经济的衍生要素，为区域创新发展注入新动能。聚焦要素融合发展视角，以2012—2021年省际面板数据为样本，深入探讨数据+人力资本要素组合对区域创新发展的影响及作用路径。研究发现：①我国数据要素与人力资本的耦合协调度总体呈上升趋势，但仍处于磨合阶段且不同经济区域差异明显；②基准回归结果表明，数据要素与人力资本作为单独要素时均具有创新驱动效能，当二者结成要素组合时对创新的赋能强度更显著，该结论经过系列稳健性检验后依然成立；③异质性分析发现，在不同数字产业化与产业数字化地区要素组合的创新赋能效应存在显著差异，其中，数字产业化是数字经济背景下推动区域创新发展的“加速器”；④机制检验结果表明，数据要素与人力资本匹配可以通过溢出效应赋能区域创新发展，具体表现为技术转移、R&D人员流动两条路径，且前者中介效应占比为6.10%，后者中介效应占比为7.68%；⑤门槛检验结果表明，产业结构转型升级对要素组合赋能区域创新存在门槛效应，且作用效果具有显著区域异质性。

• 跨区域“揭榜挂帅”的主体特征与网络结构研究

  朱浩,杨诗,罗文竹

  “揭榜挂帅”具有集中力量办大事和跨区域选拔双重优越性，已成为优化配置创新资源、加速破解“卡脖子”技术难题的重要方式和政策实践。通过建立跨区域“揭榜挂帅”数据库，揭示跨区域“揭榜挂帅”主体特征，并对跨区域“揭榜挂帅”网络结构进行研究。结果发现，各省份跨区域“揭榜挂帅”揭榜率存在较大差异，跨区域揭榜率整体偏低；企业是跨区域“揭榜挂帅”的主体，主要由中大型企业发布技术需求、技术创新活力较强的中小型企业解决需求，揭榜联合体以“内外配合”为主；跨区域揭榜网络呈现“扁平层级+圈层交互”特点，核心圈层省份展现单核辐射实力，中间圈层省份发挥以强带弱功能，边缘圈层省份缺乏抱团取暖行动。最后，针对更好实施“揭榜挂帅”以促进创新资源跨区域流动和配置提出政策建议。

• 中国数字经济产业时空格局演变与收敛性研究

  张慧1,易金彪2

  数字经济已成为中国经济增长的新引擎，准确把握中国数字经济产业时空格局及演变规律，对于完善数字经济协同发展格局具有重要意义。利用EG指数、标准差椭圆方法、σ收敛与β收敛模型，使用2013—2021年中国数字经济产业分行业数据考察中国数字经济产业时空格局和演变趋势，并结合空间效应检验其收敛特征。研究发现：①中国数字经济产业整体呈多极分布状态，空间态势表现为由沿海向内陆逐级递减，空间集聚程度中等且呈现出微弱发散趋势，分布重心趋于南移；②数字经济细分行业集聚与发散趋势并存，其中数字产品制造业主要表现为向川渝、贵州等西南省份迁移，数字产品服务业、数字技术应用业等资本、技术密集型行业则进一步向东南沿海集聚；③全国范围内数字经济产业发展不存在明显σ收敛，但具有显著的绝对β收敛和条件β收敛特征，即欠发达地区表现出较强增长趋势。经济发展水平、技术创新、经济开放度、数字基础设施等因素对中国数字经济产业收敛存在不同程度的促进作用，且能够放大数字经济产业发展对周边地区的空间溢出效应。

• 产业互联网平台演化机制研究——基于动态能力与商业模式创新整合视角

  蒋石梅,石佳钰,曹辉

  产业互联网平台是整合行业资源、实现降本增效的重要载体。以纺织产业互联网平台致景科技为研究对象，开展探索性单案例研究，将其发展阶段划分为初创期、成长期、成熟期。基于“因素—过程—结果”逻辑，从动态能力和商业模式创新整合视角探究产业互联网平台演化机制。研究发现：①内部“管理者知识经验、管理者认知、企业资源能力”和外部“市场需求、区位优势、市场竞争、技术变革、政策支持”是重要影响因素；②动态能力与商业模式创新协同共演为过程机制，动态能力通过提升企业对内外部机会的敏锐程度和对内外部资源的统筹程度驱动商业模式创新，企业在商业模式创新过程中积累的经验和资源会驱动动态能力升级；③动态能力经历了认知维度“机会感知能力、机会探索能力、机会开发能力”和行为维度“资源拼凑能力、资源整合能力、资源重构能力”的升级，商业模式创新经历了“效率型、新颖型、锁定型”的演化；④“平台构建、垂直延伸、纵横向扩张”为结果路径。研究结论有助于拓展动态能力与商业模式创新关系研究情境，丰富产业互联网平台演化研究，为其它企业构建与发展产业互联网平台提供借鉴。

• 企业数字化能力影响因素研究——基于TOE框架的ISM-MICMAC分析

  陈於婷1,蒋春燕1,宋成文2

  新一轮产业数字化变革中，数字化能力提升对企业可持续发展至关重要。为明晰数字化能力生成过程，在TOE框架下识别并提炼企业数字能力影响因素，综合使用ISM-MICMAC方法分析影响因素间的内在逻辑关系和层次结构，构建企业数字化能力影响因素解释结构模型。结果表明，企业数字化能力共19个影响因素可划分为8个层次；其中，数字化组织准备、数字技术运用与扩散既是直接影响因素，也是高依赖性因素；需求转变、政策导向、数字经济水平和高管数字背景是深层驱动力因素。结论基于系统视角丰富数字化能力前因研究，以期为企业在数字化转型过程中培育数字化能力提供理论依据。

• 组态视角下高技术制造企业关键核心技术创新绩效提升策略研究

  冯启良,安琪,方炜

  关键核心技术创新对推动我国经济高质量发展、保障国家安全具有重要意义。然而，如何提升企业关键核心技术创新绩效的决策经验与实践证据相对匮乏，尚未得到充分探讨。基于TOE理论框架，以80家中国高技术制造企业为样本案例，采用模糊集定性比较分析法（fsQCA）探讨高技术制造企业关键核心技术创新绩效的影响因素及提升策略。结果发现：单个前因要素并不构成高创新绩效产生的必要条件，但是数字技术水平和企业研发投入在高创新绩效产生过程中发挥重要作用。存在4种高创新绩效提升策略，具体包括数字—整合创新型、数字—感知创新型、数字—协同创新型以及数字—研发创新型策略。特定条件下，知识整合能力和知识感知能力存在替代与互补关系。基于组态视角探究企业关键核心技术创新绩效提升策略，以期拓宽TOE理论框架适用范围，为企业制定、优化关键核心技术创新策略提供参考。

• 论我国专利科技伦理审查制度构建

  王悦玥

  当前我国已在科技法框架下构建了日渐完善的科技伦理治理体系。然而，知识产权法框架下的专利伦理审查机制还处于缺失状态，导致专利法与科技法规范之间衔接不畅、科技成果转化阶段难以发现专利申请中的潜在伦理倾销风险，难以规制机构外独立研究活动的科技伦理风险。构建专利科技伦理审查体系，有助于实现科技法与专利法的有效对接，倒逼科学研究程序合规，保障弱势群体利益。提出《专利法》修订与现有科技伦理治理规则有效衔接，确立专利科技伦理审查指导原则，制定实行分类分级监管的专利伦理审查清单，并且通过加强自律管理强化专利申请人的科技伦理合规意识。

• 国家科学基金资助企业基础研究的国际经验与中国路径

  吴杨1,王媛1,吕钰琪1,陈希1,王晓庸2

  国家通过科学基金资助企业研发项目是激发企业参与基础研究，拓宽基础研究经费来源的主要途径，也是我国企业提升自主创新能力、破解关键核心技术与促使产学研深度融合的重要举措。以中国、美国、英国、日本和韩国5个国家支持企业研发创新的资助项目为研究对象，从设立目的、资助企业条件要求、经费来源、资助模式与规模等方面对五国企业研发资助项目进行综合比较，总结上述国家在支持企业研发与创新方面的成功经验及特点。提出我国引导企业开展基础研究和协同创新的对策建议：一是优化“双轮驱动”资助目标，统筹兼顾战略导向与市场需求；二是构建“差异化”企业资助体系，精准施策推动企业创新发展；三是打造“产学研合作”资助项目矩阵，多元协同实现多方共赢；四是完善“分类分层”资助模式，稳步提升资助支持实效。